摘要:今日之“心奴”,我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权力和金钱的顶礼膜拜,信奉“有奶便是娘”的市侩哲学。二是对偶像的崇拜。这些人没有自由之思想、民主之意识,占据其思维空间的尽是“清官情结”、“好皇帝情结”。当个体的权益、群体的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不懂得运用法律的手段去争取自己作为公民所应有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不知用众人拾柴的方式去变革旧的体制,建设新的体制,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而是巴望有青天大老爷、好皇帝出现,为天下扫除丑恶,铲除不公,挽民于水火,救民于倒悬。现实中没有这样的青天大老爷、好皇帝,就在历史上找。于是,在混沌中把贪官当清官,把暴君当好皇帝,把独裁当民主,把暗无天日当作乾坤朗朗,
原题:破“身奴”与除“心奴”
国民奴性之重,中国近代的思想先驱早就有所认识、有所批判。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通过对变法失败的原因的反思,认识到,国民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中国之积贫积弱,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素质不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长期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桎梏所形成的奴隶人格——奴性。他把中国人的奴性看作两个层面,一为“身奴”,二为“心奴”,主张同时破除“身奴”和“心奴”。
梁启超的见解是深刻的。在专制政权下,百姓如同奴隶,不仅身体受到控制,而且心灵也受到奴役。但“身奴”与“心奴”又不是同一回事,有着本质的区别。“身奴”是身体受到控制和奴役,人身不自由,处于专制主义政权和传统礼教的桎梏之中;而“心奴”则是心灵受到奴化,心甘情愿地做奴隶。“身奴”是被动的、被迫的——就正常人而言,谁也不愿自己的身体受到别人的控制和奴役;而“心奴”则是主动的,主动去巴结、逢迎、讨好主子,时刻担心做不稳奴隶。一旦被主子冷落,便惶惶然、戚戚然,无所适从,如丧家之犬。此外,“身奴”是自觉的——身体受到限制,没有人会感觉不到;而“心奴”往往不自觉,当上了奴隶,还沾沾自喜,以“主人翁”自居。对自己的下属,则摆出一副奴隶主的架势。正因为有此区别,所以有的人虽然身为奴隶,身体受到控制和奴役,但他的心灵并没有被奴化,仍保持独立人格,渴望自由,不甘心被压迫,因此他是“身奴”而不是“心奴”。而有的人,尽管他行动自由,随心所欲,风头出尽,风光体面,但他却心甘情愿地被人奴役,所以他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奴隶——“心奴”。比较这两种“奴”,梁启超认为,“心奴”比“身奴”更可悲,解救的难度更大。
梁启超“破身奴”和“除心奴”的见解的提出迄今逾百年。百多年来,这“两奴”是否已完全破除?窃以为,从理论上讲,身奴已破除,至少其躯壳已不复存在: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导致国民成为“身奴”的封建君主制已被扫进历史的坟墓;“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原来的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已经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人身的相对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封建礼教的桎梏也在五四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从另一个角度,即从现实的角度去看“身奴”的破除,就不容盲目乐观了: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并未完全落到实处。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有限制人身自由的“黑砖窑”,有被当作第二看守所的“精神病院”,有限制人身自由迁移、把人分成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僵死的户籍制度,有“血泪工厂”、“12连跳”,有变相的“文字狱”、跨省抓捕。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处于被动的尴尬境地:被代表、被幸福、被就业、被捐款、被拆迁、被犯罪、被精神病、被喝毒奶粉、被吃瘦肉精、被腐败(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去行贿)……在人与人关系上,特别是在官场上,由于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缺少制约和监督,公共资源(包括特殊资源)实际上掌握操控在特权阶层手里,个人的升降浮沉、利害得失均系于一人之身,因此存在着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存在着乌纱帽大甩卖、文凭大甩卖、招工招干指标大甩卖、承包合同暗箱操作等等。所以说,梁启超关于“西方有国民而无奴隶,中国有奴隶无国民”的论断虽然有失偏颇,但仍有警示作用,尚未成为“过去时”。
“身奴”未破,“心奴”难除。今日之“心奴”,我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权力和金钱的顶礼膜拜,信奉“有奶便是娘”的市侩哲学。谁有权有钱就崇拜谁、依附谁,心甘情愿地拜倒在权力和金钱的石榴裙下。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这些人心中没有是非观念,没有正义感,没有良知,没有道德底线,只有绝对的利益。为了一块肉、一杯羹、一顶乌纱帽,可以为虎作伥、可以助纣为虐、可以认贼作父、可以仇将恩报,可以昧着良心去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下作事。二是对偶像的崇拜。这些人没有自由之思想、民主之意识,占据其思维空间的尽是“清官情结”、“好皇帝情结”。当个体的权益、群体的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不懂得运用法律的手段去争取自己作为公民所应有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不知用众人拾柴的方式去变革旧的体制,建设新的体制,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而是巴望有青天大老爷、好皇帝出现,为天下扫除丑恶,铲除不公,挽民于水火,救民于倒悬。现实中没有这样的青天大老爷、好皇帝,就在历史上找。于是,在混沌中把贪官当清官,把暴君当好皇帝,把独裁当民主,把暗无天日当作乾坤朗朗,并试图拖历史的车轮向后倒转,恢复昔日的“天堂”(其实是地狱)。找到了“清官”、“好皇帝”,就把它当作神供奉起来,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三跪九拜。谁对它说半个“不”字,触动它一根毫毛,就像挖了他们的祖坟,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旋即用最恶毒、最肮脏的语言进行污辱、谩骂,进行无休无止的围攻、恐吓,甚至骚扰,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其奴性之重,可笑可悲复可怜。
梁启超指出,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首先要除“心奴”,“心奴”不除,“身奴”难破。但他又认为,“破身奴”与“除心奴”可以同时进行。然而,观照现实,我却认为,破“二奴”能同时进行固然再好不过,只因“身奴”的彻底破除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故当务之急还是破“心奴”——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和耐性,坚持不懈地开启民智,进行道德革命。因为,在一个“心奴”遍布的地方,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的民主转型的。
(写于2010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