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嘲讽过“特别国情”之说

（原题：“特别国情”之说早已有之）

“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中国人是否这样‘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

这段话语出何人、何时、何处？话中的“有人”是指谁？我先不说，让大家猜猜。

你一定会说，这有什么好猜的，“特别国情说”当然出自今人，而且是老生常谈，听得耳朵都起茧了。如今，只要你一说“民主”、“自由”、“人权”等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有人立马就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要动辄拿西方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如果你不识趣，想进一步探讨（还说不上借鉴）一下资本主义的一些制度设计，“有人”就一口把话说绝：我们绝不照抄照搬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它不适合中国国情！

但，我要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文章开篇引用的那段话，出自鲁迅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见《集外集拾遗》），该文是先生1927年2月在香港青年会的演讲稿。文中说到的“有人”，先生虽然没有点明是谁，但从其嘲讽的口吻来看，不会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特别的国情”也不会是随口说出的话，而很可能是掌握话语权的人的一种流行说法。先生所处的时代是风雨飘摇的时代，各种新观念、新思潮层出不穷，对当时的旧观念、旧体制造成了冲击。“有人”（即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现行秩序和既得利益，便煞费苦心，绞尽脑汁，祭出了“特别国情”这一法宝予以抵制。可见“特别国情说”早已有之，今之“有人”是从前人手里传承过来的。其背景大体相似，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的东西危及“有人”的利益，他们如芒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不同的是角色调换了过来——民主、自由、人权的倡导者变成了反对者。这是否应验了黄炎培先生所说的王朝周期率？颇值得玩味。

然而，从鲁迅先生写作此文至现在已过去了几十年，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鲁迅所处的时代是极权时代，对付新观念、新思潮有它一套专制的手段，就是斥之为异端邪说，进行围剿、封锁；对传播者极尽迫害之能事，赶尽杀绝。而当今时代，和平民主是世界各国的两大主题（这可是我们在庄严的外交场合的说词），与世界接轨乃国人之共识。因此，今之“有人”较之古之“有人”，要开明、进步得多。他们摒弃了前人对“异端邪说”的简单粗暴的做法，在推销“特别国情说”方面做得耐心细致、温情脉脉。

一是对“特别国情说”进行理论阐释。以民主为例，他们首先承认民主是一种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是人类基本价值的体现，契合人类的本性，是历史的潮流。但民主不是无条件的，实行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政治条件。而当前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国情之一是经济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二是人口众多，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且资源贫乏。三是政治文化传统滞后，国民受教育程度偏低，素质偏低，等等。总之一句话，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适合，至少目前不适合中国国情。正如四川人爱吃的麻婆豆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香、辣、软、滑，味道鲜美，健康人吃了不仅能补充营养，还能祛寒除湿、增强食欲，单那吃的过程就很享受、很刺激、很浪漫——边吃边哈气边打饱嗝边流汗，吃后通体舒泰、酣畅淋漓。但它却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的“身情”。假如你是胃痛患者，吃了就有可能胃痛胃痉挛甚至胃穿孔，得不偿失。上述说法可谓立论公允，不偏不倚，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二是进行心理抚慰。谆谆告诫大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做任何事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推行民主政治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和速度。为此，“有人”开列了一张时间表：中国经济政治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程度转向高水平的政治民主，“至少需要六十年左右的时间”。具体分三个阶段，即分三步走，到2040年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有了理论阐析，又有了心理预期和抚慰，大家对“特别国情说”自然是由衷信服，无话可说了。不瞒诸位，我也是体制内的人，每月几千元的工资和补贴，旱涝保收，比边远山区的农民，比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圆淘金梦的农民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我对“特别国情说”是信服的，尤其对那张时间表，更是举双手赞成：按此表开列的时间，我辈的利益是铁定维护住了，儿辈的利益想必也能得到维护，孙辈的利益的维护也大有希望。况且，说不准什么时候又会蹦出一个更为遥远的时间表来，那可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写于2009年3月1日）